王云五先生逝去已经28年了。近闻他的《岫庐八十自述》在大陆出版，不由得勾起我对这位前辈的追思。虽然政治时空的隔绝切分了一个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使我以往对王先生的认识是那样的局部和零碎；但这一轮“和谐社会”雅音，总会给我们多难的民族带来更多的福祉。
我知道王云五，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偶尔在一家古旧书店见到一大堆早年王先生组织出版的“万有文库”。出于个人的爱好和出版工作的需要，我一连跑了几趟书店，将一摞摞泛黄的“万有文库”捧回办公室，其中有《古微书》《世本》《新仪象法要》《路史》《诗地理考》《算经十书》等。说实话，从那时起，我就迷上了王云五。那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痴迷，因为我见不到王先生的形象，只是从董桥的文章中知道他“矮矮胖胖像个大冬瓜”；也无法瞭解王云五更多的个人历史，即使从金耀基的文章中知道，王先生有那么多的称号:“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会贤达、内阁副总理、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总统府资政……”我只知道阅读与出版，在这一层意义上，王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足够丰满与丰富了。
20年来，我编辑“国学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书趣文丛”，直至“新世纪万有文库”，数量已逾千种。返身与王先生比照，总有一种“大不及”的感觉，不仅数量不及，理念的延拓也始终难以跃出王先生早年划定的范畴。在王云五惊人的出版构建面前，我时常陷入沈思；甚至想到，在现代出版的意义上，王云五的许多思想，好似一汪清泉，终日喷涌，不舍昼夜；我们这些后来人，取一瓢饮，就会汲取很多营养。
在我的案头上，放着王云五先生三件东西，我称之为“出版锦囊”，它们对我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第一个是王云五为“万有文库”撰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其中谈到，出版文库的目的是为中国的家庭建立图书馆，为社会的中小型图书馆设了“基本书目”，旨在建立一个个有效的社会阅读单元；文库的规模巨大，第一集即收书2000册；为了精选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等，特聘请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30余位名家投身其中；文库采取经济、简装的方式，使“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尤其令人震动的是王先生创建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均应用于文库的编排、分类、检索之中，使之成为现代中国典籍整理的开蒙之举。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称赞王先生是“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万有文库”也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在编的最大规模的文库。
第二个是王云五暨当时商务印书馆庞大的书目，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作者名单。我把它们整理出来(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装订成册；每逢遇到新选题、新专案，都会拿出来对照一下。结果我发现，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我们的绝大部分工作都跳不出当时的题目；古代典籍与传统学科就不用说了，即使是所谓新学科、新门类，也大多可以找到相应的学术源头。最让我沮丧的是“作者名册”，正应了那句“年年岁岁书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老话，旧符新桃的更叠是自然规律，伤感的缘由却在文化超越的无力与学术团队的落寞。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李一氓先生曾经将古籍整理的结果划分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十个门类，包括43个书目《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40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有趣的是，当年王云五也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共42种，其中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中国训诂学史》、李俨《中国算学史》、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还是某些学科领域的必读书或里程碑。两相比照，书目是类同的；在作者的环节上，一定会引起今人更多的思考。
第三个是上世纪30年代，王云五先生在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时，首先出国考察半年，到了9个国家。回国后，他立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计划》。这个计划不得了，王云五由此被称为“将西方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理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前不久，我把这份“计划”整理出来，装订成册，时常翻看。它很有价值，起码很有欣赏价值，即使在今天，许多内容依然会让我们汗颜不已。王先生开篇即写道:“本馆对于同人之待遇，虽尚有可增进，然在世界各国中实居上乘，而管理方法实居下下。因只知待遇，不知管理，结果必至待遇不能持久，爱之适以害之。救济之道，舍从速采行科学管理方法，别无他途。科学管理法系对于社会，对于雇主，与对于被雇者，三方兼利之方法，现已为欧美各国劳资两方公认，甚至过激如俄国，近亦积极采行。”正是在这次考察中，王云五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文章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三个“出版锦囊”，其中蕴含了许多既定的与规律性的东西，不受时空与时势的改变。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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