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
李明华是哲学博士。作为学养深厚的学者，他并未囿于书斋，而是始终对现实社会抱有深情关注，他的目光贯穿历史与未来。跟随思想者的脚步，我们或许可以聆听到智慧的清音。
人物简历：
李明华 1949年3月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共党员。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82年至1987年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任《江汉论坛》编辑、副主编。198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1990年到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工作，组建哲学文化研究所。 现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兼任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广东哲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伦理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副会长，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岭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广州市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会委员，广州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开放时代》杂志社社长，中山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社会认识论，文化哲学。
主要著作：
《时代演进与价值选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社会历史的思维空间》（广州出版社1997年出版），《历史决定论的现代诠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文化如风文明似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现代思维方式探略》（作者之一，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经济人与道德人》（副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岭南文化》（副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邓小平伦理思想研究》（副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共11部。在全国和省级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并在《文化中国》（加拿大）、《美中社会与文化》（美国）、《东西方哲学》（美国）等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其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历史决定论的三种形式》等4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著作、论文的观点多次被《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当代哲学史》、中国社科院《哲学动态》收入。获全国、省、市优秀成果奬共22项。
文化，城市的名片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现代化，同时也是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在当代，任何城市的发展战略，都离不开文化战略。
记者：作为一位优秀的文化哲学研究者，你曾最早提出了“文化广州”的概念，并被写进了政府文件。
李明华：从1994年开始，我就在一些会议上呼吁，我们不但要建设“经济广州”，而且要建设“文化广州”。后来终于写进了政府文件。2001年8月，广州市召开第六次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市领导要作主题报告。我参与了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报告中，我把“文化广州”写进去了，后来很多报刊用了这个词，“文化广州”的提法得到了政府领导和广大市民的认同，成为大家的共识。
近些年来，我研究的课题都是比较宏观，主要是对文化哲学、文化思想、文化发展战略考虑比较多一点，而且比较偏重于思想文化、理论文化和学术文化。
记者：你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城市是文化的集散地，而文化则是城市的一张名片。
李明华：我觉得我们现在谈文化，往往不够全面。其表现之一，是只注重边缘的、世俗的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当然很重要，比如象饮食文化、茶文化、流行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我有个看法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来，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特别在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依赖它的一些主干的文化形式来支撑的，我所说的主干文化，一个是教育，一个是科技文化，还有一些比较高层次的文化，比如说交响乐，建筑，博物馆，学术思想等等。科技教育、思想文化、理论文化的勃兴，才能把一个城市的文化权威烘托出来。如果我们片面地把边缘的文化形式强调到一个不适当的高度，就不可能把文化提高到很高的层次。一些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民间文化曾经在历史上比较早的阶段起过主导作用，如图腾文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是社会的主导文化形式。但在现代社会就不同了。以宗教文化为例，它是一种比较广泛的大众文化，古代的一些宗教圣地是非常著名的，它往往使这些地方成为文化中心。但现代的宗教文化中心，虽然也是以宗教为特色，却一定会有宗教的研究机构、学院、教育或出版物，不是那种以很原始、很简单、很粗俗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一种非常精致的、经过包装的、深入研究的形态出现，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学术化的风貌。
记者：那么铸造“文化广州”的品牌，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李明华：“大都市以文化论输赢”这是一条现代化都市发展战略原则，广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藴和丰富的历史传统资源，在现代中国足以铸造一个“文化广州”的品牌。但是我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弘扬、开发还远远不够，文化广州的意识还远远没有深入人心，我们关于文化建设的气魄还远远不如北京上海等城市。与此相联系的是，广州的文化辐射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挥。我们重视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是对传统资源的深情珍爱，是对乡土历史的温馨怀恋，同时也是因为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在信息时代，文化就是一种生产力，而且是一种最强大的生产力。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文化，我们的网络经济需要文化，我们的旅游业需要文化，我们的生态改造需要文化。
思想文化和学术文化标志着深度和高度
思想文化和学术文化独立于市场和商业之外，具有社会批判的实践能力，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航向标。
记者：对城市文化的组合来说，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各得其所也许是文化发展的良性表现。不过正如你所谈到的，主干的文化形式应该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支撑。
李明华：我认为学术文化和教育文化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支撑。前面我在谈这个问题时，编造了一个词，“主干的文化形式”，另外一些文化形式我称做是“边缘的文化形式”。后者类似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当然可作为一个地方和城市的特色。比如巴黎的服饰文化享誉世界，但支撑它的文化一定是它的卢浮宫和它的高等教育，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藴。这些很深层的历史文化积淀，把它的文化品位烘托出来了。
对于大众文化龢民间文化要不要弘扬？当然要。民间文化也有大师，象钟敬文。民俗文化的代表作品《水浒传》、《西游记》品位都非常高，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化珍品。我认为广州作为一个有特色的文化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民间的文化形式，如粤剧粤曲、广彩、广雕等，要弘扬、扶持和推广。必须有地方特色，包括服饰、饮食等大众文化。忽视“边缘的文化形式”，也是一种片面。
记者：但这种文化形式会不会跟岭南文化的平民性有关系，局限了岭南文化向高层次发展？
李明华：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特色发展到极端的时候，也许会影响文化更深入的发展。一种文化发展有没有后劲、底藴，它的前瞻性、层次、视野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说北京、上海是文化大都市，而不好说广州是文化大都市？这个区别不在于有无地方特色，北京的皇城根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广州的平民市井文化各有特色，但是北京没有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上海没有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等院校，文化的档次能上去吗？北京集中了各界知识精英，上海数量众多的院士，把文化档次提上去了。京、沪作为文化大都市的基本点立足的东西不是它的地方特色，不是它的边缘文化形式，而是它的主干文化形式。广东要建设文化大省，广州要建成文化大都市，必须在这些方面下大气力。当你的主干文化形成之后，其他的文化形式会跟着提高档次。
记者：这才真正会有文化意义上的竞争力？
李明华：对。信息时报：你认为构建文化创新体系特别需要发展高等教育和思想文化、学术文化？李明华：文化的各个门类是个生态系统，其中思想文化、学术文化，标志着社会文化的深度和高度。一般说来，思想文化和学术文化独立于市场和商业之外，具有社会批判的实践能力，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航向标。中外文化发达的区域或城市，不论是以高雅文化着称还是以大众文化为主格调的，其思想文化与学术研究的根基都十分厚实。广东的文化建设，从建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意义上认识，不能仅停留在民俗的大众的文化层面，而忽略作为主干文化形式存在的学术文化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学术和思想文化的兴盛，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与高等教育有密切关系，广东高等教育的发展，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文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能说鹰就比鱼高明到哪里去。但谈到时代性就不一样。
记者：你一直在做哲学和文化的深层研究，且对岭南文化的深入研究得到公认。最近听说你关于文化发展的实践性有新的观点，可以谈谈吗？
李明华：城市的文化形态，有一个空间性、层次性和机制问题。文化发展的空间性，象广州这样的城市，有着显着的地域性，关于地域性文化，我曾经有个观点在多次会议上强调过，单纯的地域性并无高低之分。岭南文化和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三秦文化相比，没有高低之分。中国所有的地域文化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它们都是中华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枝，正是因为有了这不同的花朵，中华文化大花园才绚丽多彩。
但是文化不仅有地域性，还有时代性。有人说齐鲁文化应该比岭南文化先进，我认为不能这样说。我打个比喻，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不能说鹰就比鱼高明到哪里去。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但谈到时代性就不一样，哪种文化更多地接受现代的高科技的成果，吸收了人类最新智慧的文化成果，就是时代性，也就是所谓的先进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我反而觉得岭南文化吸收现代的因素和养分更多一些。广东的软件业在全国走的很前，良好的高科技发展环境吸引了很多人才。城市的文化生态如生活方式跟发达国家比较接近，比如度假、饮食的方式，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比较先进一点。
另外，文化还有层次性。一个城市如果老是发展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发展高雅文化。广州最近几年高雅文化受到重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高雅艺术团体都到广州来演出。
再一个就是文化发展的机制，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竞争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
新的生态文明观：呼唤人与自然的伦理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革命性变革的今天，人类的道德关怀对象完全应该扩展到整个自然界。
记者：你近期非常关注和提倡的生态文明观，今天的文明观与工业时代的文明观有什么不同？
李明华：近几年来我比较重视生态文化研究，我主持的一个课题《人在原野》已经完成，大概九十月份出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阐述一种新文明观”，即生态文明观。工业时代的文明观认为人的本质力量是可以战胜自然的，认为人可以把握到自然的规律，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工业文明时代是征服自然的时代，人对自然的斗争凯歌行进。但是人类因此受到巨大惩罚。生态文明是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文明，就是人和自然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人不能奴役自然，也不能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演化的产物，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不能征服和战胜自己的母亲。
我们的课题“人在原野”，它的意思一是人回归到原野，你本来是从荒原里自然里产生出来的，要改变与自然对立的观念；第二是人融入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共生共荣。
记者：也就是提倡人与自然的平等的观念。
李明华：是的。这里面主要是价值观的问题。过去人们认为，大自然能够满足人的需求，所以它是有价值的，如果它不能满足人的需求，它就是没有价值的。这是哲学上关于价值的解释。那么在人类产生之前，大自然谈不上满足人类，是否大自然就没有价值？法国著名思想家蒙田说过，苍穹的令人赞叹的无穷运动，日月星辰永恒的光芒，辽阔无边的起伏海洋，难道都是为了人的利益和人的方便而存在，为了人而千百年生生不息吗？第二个问题，人类之所以认为大自然要成为人的奴隶（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文明观的重要观点），是因为人是自然界最高等的动物，是会思维的、有自我意识的、具有创造性的动物，所以他在整个地球、在整个自然界是最高等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他可以为自然立法。但是根据现代生态哲学研究，有很多理由可以驳斥这种论点。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界就是有价值的，现代系统论也证明瞭这一点，自然界有自己的权利，这是一条理由。
另外一条理由是，人们的道德关怀对象是逐步扩大的，这是人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事实。在奴隶社会，奴隶不是人，只有自由人才是人，迫害奴隶不存在道德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奴隶解放了，他们争取到平等的地位。妇女过去也是不当人看的，不是道德关怀对象，没有人的价值。还有种族问题，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美国黑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经过马丁路德金的黑人解放运动，才有了美国宪法修正案，黑人在法律上才有了平等的地位。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关怀对象，能不能从人类扩大到动物和植物，给予他们道德上的关怀，这是生态文明观的一个重要观点。“生态伦理学”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在工业文明时代，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他们认为人类是可以掌握自然规律，继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当然马恩也认为，如果我们不按自然规律办事，破坏了自然的平衡的话，人类是要遭到报复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人类还认识不到“为了免于报复而保护自然”是远远不够的，这种自然观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记者：你在文章里谈到工业文明时代的文明有内在的局限和缺陷，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的、整体性的生态危机。
李明华：工业文明时代的自然观的缺陷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十分明显的。当时马恩的思想当然是比较先进的，他们深刻地看到人类若毫无顾忌地破坏自然的平衡，自然界会惩罚报复人类。但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如果我们不来一个价值观的革命，只要我们还在坚持“征服自然”的观点，不管人类如何善待自然，终归改变不了奴役自然、掠夺自然的行为。人善待自然，出发点不应该是害怕自然界的报复，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征服自然的。我们是自然之子，我们在茫茫大海中，在莽莽草原上，你会觉得人是很渺小的。在整个宇宙中人类更小了。我们没办法征服自然。
记者：那么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李明华：新的生态文明观把人和自然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尊重自然，回报自然，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共荣。这就要求人类抛弃统治自然、主宰自然的观念，确立面向人类未来、面向子孙后代、维护生态平衡的观念，遵循大自然规律，促进大自然按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
这是一个观念的根本变化，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的一种突破。人类中心说必然要导致自然为你服务，把自然资源作为你的四肢、工具和财产，想怎样就怎样。资源的浪费，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是对子孙后代的剥夺和犯罪。我们要有代际关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
记者：你关注这个问题好象挺长时间了？
李明华：1996年，国务院牵头搞了《中国21世纪议程》，规划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广州也开始筹备。当时提纲出来了，内容很详细，关于经济发展、人口、教育、资源、农业等等，我看到提纲之后，感到缺了人的观念这一块，如果没有文明观的变革，所有的东西都会落空。所以我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是否加上一条，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关于人的文明观。这个建议提出后马上被采纳，于是由我牵头组织人写这一部分。《广州21世纪议程》第17章“可持续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关于文明观的研究成果。研究生态文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后来读了几十本关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的著作，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导致了美国建立了环保署，制定了环保政策。
经济的强势才能带来文化的强势
密纳发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高卢的雄鸡于黎明报晓；东方智慧之神，在世纪的钟声中跨越历史之峰。
记者：作为一个学术成就显着的学者，和新实践论学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你为何乐于参与社会进程和社会实践发展？
李明华：本来我是搞哲学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哲学是高高悬浮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即是在空中的，是一种思辨的学问。我1990年来到广州，觉得这里确实是一片改革的热土，到处生机勃勃的，关起门来搞哲学是很难搞的。我的个性也是比较关注现实，我到处走，珠三角很多地方我都去过。从各地发展情况来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就觉得，从文化这点切入，来跟现实接轨，深入到现实当中去，这是很好的课题。文化在现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生产力，文化如跟劳动者相结合，跟生产工具相结合，发挥出的力量不可低估。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和战略家都说，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立足于文化战略。
记者：1998年到1999年，你在哈佛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您受到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李明华：受到的启发很多，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哈佛观察》。其中有一点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历史悠久不能表明他的文化优势。美国的历史不到300年，但它有文化强势。文化强势和文化弱势的转化是靠经济的强盛。人家问我在美国呆了一年，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这不是说官话。这是非常深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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