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法国贵族之家，却愿意过更有创造力的生活；他成为美国纽约才华横溢的画家，却在35岁的年纪被两个入室抢劫的歹徒用硫酸泼瞎了双眼。在不懈的生命抗争中，于格•德蒙达朗拜尔交上了生命最完美的答卷:他不仅学会了生活自理，而且找到了艺术的另外出口。他的生活也没有就此打断:骑马、驾船、攀岩、旅行、写作、弹钢琴，并且还拥有一位艺术家的完美爱情。他以一本《残杀光明》讲述重生经历，在20年前的法国就引起轰动。其中文简体字版今年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于格•德蒙达朗拜尔也因此有了特别的中国之行。
65岁的于格高大英挺，生机勃勃。面对面采访，他能凭直觉判断对面女性的头发是长是短，还能从声音判断谈话者的个性。他优雅的举止像从《闻香识女人》中走出的艾尔•帕西诺，但又比那个暴躁的上校多一份对生活的幽默与宽容。
使我感动的是，对于这本打上个人印记的书，他一再强调，阅读的重点不是个人如何如何，而是想让中国的盲童知道:世界上有许多私人机构，像他曾受训的美国灯塔中心一样，可以让盲人获得生活技能。作为采访者，不能不提及的纽约遭抢那一幕，在他，不仅不介意，而且诚恳有力的回答也让采访的我感到生命的释然。
“我的经历只是人类不幸中的一小部分”
记者:这是我最艰难也最感歉然的采访，因为不得不一次次提及您曾经的伤痛。虽然我知道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之久，但对于中国读者，第一章仍然是最新鲜淋漓的伤口。当中国读者忍不住与您交流这一幕时，您会不会感到伤口重被揭开的隐痛？
于格:我的伤疤已经结痂愈合，作为我个人，这一页已经翻过去。这本书时隔20年还能在中国出版，我把它看成机遇。因为中国是有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定有许多先天或后天的盲人，我希望他们读到这本书，并从中获得希望的讯息，世界上有许多培训机构，像我曾受讯的美国灯塔中心，可以帮助盲人过正常的生活。我也希望中国负责这方面的培训老师，能和这样的机构建立联系，掌握更多更科学的训练方法。
记者:虽然您希望更多的盲人读到这本书，但是我自己认为，对于生命曾经遭受重创或者面临各种困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因为，书里面有生命在这中间所必须经历的各个阶段。我知道与您同样经历的人都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遭遇这样的事情。读您这本书我感到，您好像并没有纠结于此？
于格: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特经历，而是人类中一个人的遭遇。我个人所遭受的不幸，也只是人类中间的一小部分。我遭遇了这件事，也许有的人遭遇了癌症，有的人在战争中伤残甚至丧生。是不是都有人关心呢？我是个非常普通的人，只因为是个艺术家，社会都来同情我关注我，而一个普通农民呢？这么想，有些事就放下了。
记者:但您是靠眼睛来画画的艺术家，却因此失去了光明，真的没有恨吗？面对人性的丑恶，还有那些造谣中伤的人。他们非要说您遭抢，是因为走私毒品，您是同性恋，还遭受了强奸，您也不去辩解。
于格: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生命的每分每秒，我都想给予治疗以及用来重新寻找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这种能量是想像不到的，也许你在我那时会表现得更坚强。当然，说到人性的丑恶，我曾做过七年的前线记者，对人类的丑恶与残酷，我应该说太有认识了。从战场返回，我回头看之前未改完的一部小说，突然就不想写下去了，因为发现它变得淡而无味了。有这些做前提，我不会觉得只是我遭受了劫难。
记者:但我也在另外的场合听您说到那两个歹徒，您说他们俩已经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于格:这句话和仇恨无关，只是个事实判断，你想他们吸毒吸到那么不可救药的地步，身体早已垮了，他们的行为也不会就此止步，所以活不过20年。
记者:那这个世界上还有您所仇恨的事情吗？
于格:如果非要恨一个人，那我会恨那些残害孩子的成人，他们知道孩子是无力反抗的，却要这么对待他们。
“作为艺术家，我无时无刻不在心里作画”
记者:书中讲到，在灯塔中心，训练老师看您曾经是画家，想把您分到陶艺班或雕塑班，您却选择了弹钢琴。远离视觉艺术，您真的就远离色彩了吗？
于格:丝毫没有，可以说我无时无刻不在心里作画。我的手指触摸到的每一件物品、每一种形状与线条，都会在我大脑里像电影一样走一遍。我的画家朋友会拉着我的手指在他的画布上作画；我的夫人会和我一起看电影，描述电影中的画面，它们立时会成为我脑中的构图，甚至我要说，我听她讲中国电影《菊豆》中的大染坊，受到的冲击与感染力不比明眼人差，甚至会联想到纽约一位画家的绘画风格。当然现在，我选择写作，也是在以写的形式绘画。你知道我在巴厘岛写完这本书的感觉吗？我终于完成了这幅画。
记者:难怪您这本盲人写的书中会经常出现那样的字眼:我看到谁穿了耀眼的衣服，我看到……
于格:那的确是我用手指尖看到的世界，还包括我的触觉、我的其他感官。
记者:这种方式看到，真的没有遗憾吗？
于格:当然有，最大的遗憾是看不到我锺爱女人的目光，我们之间也不可能有目光的交流。永久的遗憾就是，再也看不到画了。
记者:但您和同行还是可以谈画。听说此次到中国，您和中国画家靳尚谊先生聊得就很开心。
于格:这是我此行的意外收获，我把它记在了日记里面。几乎可以肯定，这是靳先生第一次和一位盲人谈绘画，但我们都可以确认，我们之间的理解非常准确。
记者:这听起来有点像下盲棋的感觉？一切都在脑子里。
于格:这么说还不准确，应该说更像两个画家之间打乒乓球，你来我往，对接得非常自如。
记者:除了写作与弹钢琴，我知道您还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比如独自旅行。您能告诉我们，作为盲人的旅行，有哪些是我们明眼人感受不到的乐趣呢？
于格:我觉得是相见不同的人，结识不同的朋友。一个人你看不见，但你能感觉他的善意，想像他的容貌。通过言谈所带来的精神契合度。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与惊喜。给你讲讲我在印度新德里机场的经历。我一下飞机，就发现自己的护照、钱包都丢了，正茫然四顾，突然觉得有人把护照放到了我的左手上，将钱包放到了右手上，我还被牵到了海关出口，最后又有人为我打了出租，我问旁边的人:做这些事的人是谁，他们答:是那些天天在机场周围乞讨的印度孩子。
“我想我是女娲补天留下的那块玉”
记者:读您的书，心开始很痛，越往后会更轻松，还常发出会心之笑。我佩服您的是那种智慧的勇气。我记得希腊的悲剧中总是这样说:当我眼睛明亮时，我的心是盲的；当我失去了眼睛，好像才到了光明。您会不会同意这句话？
于格:从某些角度说，许多人虽然完好无缺，但是既不会洞察也不会观看。他们感知不到美，真的很遗憾。但是这个意义不应对盲人过分放大，在盲人中间存在着一种引诱，使他们相信他们的现状，会主动赋予他们应该掌有最高的精神水准，坦率讲，我抗拒这些。虽然在灯塔中心受训，但我觉得盲人能够越远离这个地方越融入社会越好。
记者:我知道许多伤残人出于心理需要，会自我封闭，但和您接触，却特别能走入您的心灵花园。那就不妨冒昧一问:有没有人说您像《闻香识女人》中的盲人上校？
于格:这部电影我身边的一些盲人观看后有些不满，觉得不应该把盲人演得对女人那么渴求，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们问我，我说:我会比他走得更远。
记者:哈哈，难怪您看中国的小说《红楼梦》，连娶谁都想好了。到底会娶谁？
于格:秘密。如果我在那本书里，想做的就是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玉。就生活态度，我最欣赏贾母。她多享受生活啊。
记者:回到这本书的写作与您自己的关系，您是不是写完这本书之后心理也完全康复了。事隔这么多年，你还会有事后的恐惧吗？
于格:有时会有，尤其是晚上走在街上，听到后面有脚步声。
记者:这时候怎么办？
于格:想各种办法驱除它，因为我不能让它束缚住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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