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刘墉：画家，也是当今台湾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
1949年生于台北。曾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30余次。他将自己的人生感受倾注于文字，作品畅销台湾30年。10年来他在内地出版了《肯定自己》、《创造自己》、《超越自己》、《我不是教你诈》等数十种图书，销售量超过300万册。
目前，刘墉已在内地捐建了２６所希望小学，他自称将捐建５０所希望小学。近日，由接力出版社推出最新作品《爱不厌诈》。
刘墉语录
我曾经把白雪形容为白皑皑，显示自己多有学养。后期的作品我刻意要摆脱那些挂碍，更愿意直观地把白雪描写成像是一床白被单。
我认为艺术本身带有游戏性，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写蚊子飞来飞去，然后他“徐喷以烟”，以为是“群鹤舞空”。
我想读者跟作者的关系好像马车和驾驭者之间的关系，驾驭者赶着马车往前跑，马也在拉着驾驭者跑。作家是不能迎合读者的，应该让读者随着你的成长一起走。
多少年来我又是一个不爱应酬的人，经常疏离人群。我愿意这样把自己心灵的底片保留得很乾净，这样它就很敏锐很容易感光，使得我能从侧面观察人世间的众生相。
用阴柔的眼光观察生活
记者：《爱又何必矜持》、《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疼痛》等一系列作品标题就是生活真理，你似乎对讲述真理特别有热情，你认为这种讲述的意义何在？
刘墉：实际上，很多事情你觉得是这样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我所写的都是一些逆向思考的书。
我举例说明，外国的女士到中国总要先定制两件旗袍，两天之后她们都不穿了，都等到回国后再拿出来穿。这种情况看来有些奇怪，这个时候通过对生活的逆向思考，就能发现它其实是合乎人性的，因为在中国到餐馆就餐，她们发现服务员都穿旗袍。许多东西存在于我们心理的底层，需要我们到生活里发现，我是把那些发现摆到桌面上来。
记者：你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热衷于用细微的生活琐事讲述道理，而对生活琐事细腻的观察和体验往往是女人的强项。
刘墉：你的观察是对的，我常常用阴柔的眼光观察生活，在我的文章里也常常有阴柔的笔触。前几天，我太太看了我一篇谈感恩的文章，她说这样一个题材另外一个女作家用了阳刚的笔触，而我却反而用了阴柔的笔触。
我是独子，从小经常一个人独处，没有人可以交流就和小猫、花草，或者自己和自己讲话。当你跟朋友游戏的机会少，你心灵的游戏就会增加。多少年来我又是一个不爱应酬的人，经常疏离人群。我愿意这样把自己心灵的底片保留得很乾净，这样它就很敏锐很容易感光，使得我能从侧面观察人世间的众生相。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说，对琐碎生活敏锐的观察力为你的创作提供了可能性？
刘墉：我觉得创作上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特质并不好，禅宗讲当你觉得它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它已经变得不那么纯粹。我不假设也不命定自己有哪一方面的才能，我认为艺术本身带有游戏性，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写蚊子飞来飞去，然后他“徐喷以烟”，以为是“群鹤舞空”。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记者：创作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冷静旁观用犀利的眼光剖析生活，另一种是自己直面生活用感知的方式完成创作。你更偏爱哪种创作状态？
刘墉：我写作不以形式为优先，不以文以载道为优先，更看重心灵直观的感觉。感受和思考的结果直接写出来，直指人心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我看见山就告诉读者山，我希望的是我们能够一起爬上山。在山上看到另外一座山更高更美，我就走下山，再去爬另外一座山。我一次次走下山，但每次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爬上去。
记者：作为画家、学者应该说你是有学养的作家，但是在你的作品里却看不到明显的学养的痕迹。
刘墉：罗素讲过，那些用拗口的辞汇写文章的人都应该去关监牢，我觉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最重要的。我以为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吊书袋的时代，我们只要说自己的感受就行了。
我也曾经把白雪形容为白皑皑，显示自己多有学养。后期的作品我刻意要摆脱那些挂碍，更愿意直观地把白雪描写成像是一床白被单。
越老越像小孩
记者：你的作品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爱的指导手册，爱被写成了人生最最重要的东西，你在生活中也是这样认为吗？
刘墉：对，我把爱当成天地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说有天公地母，有一个最高的主宰，其中一定有爱。大象这么笨重的动物为什么能够繁衍到今天，因为它们很团结。一只小象陷到沼泽里，一群大象一起把它拉上来。同伴死去，它们会衔着象牙哀鸣。如果没有对世界和宇宙的爱，没有男女之爱，没有父爱母爱，没有爱的存在，艺术是不会产生的。
记者：真正的爱首先应该自然，爱不是可以讨论，可以设计，可以把玩的，爱应该是静水深流、不着痕迹。
刘墉：晚霞很美但不能说它很艺术，玫瑰花丛很美但不能说它很艺术。但玫瑰花插成花篮就可以说它很艺术，晚霞摊在天边好像是病人被麻醉在手术台上，这个感觉也很艺术。你可以说爱应该是一种本能，爱可以停留在化学或者肉体的层次，但你关照爱的态度应该到哲学的层面。
我最近读一些科学类书，才知道人类吃的药品60％是从植物里萃取出来的。爱摆在那里你分析它才能发现它的精华，为自己找到处理问题的工具。当然理论绝对不等于实践，但有了理论的指导，实践就少走一些弯路。何况理论并不会阻止爱的进行。
记者：有人说你的作品就像一个棒棒糖，很好吃很甜，可是一个老人去吃就很可笑。
刘墉：他只吃到了我做的甜点，没有吃到前面的正餐。我关于文艺理论的书和一些比较专业的书在内地没有出版，很多读者只看到我那些比较轻薄短小的文章。
但是反过来讲，可能我的棒棒糖里加了药也是不可小觑的。就像张爱玲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它是蝴蝶鸳鸯，但同时它也是很有分量的作品。很多作家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洗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现在读者瞭解的我不是一个完整的我。
记者：你今年已经55岁了，“棒棒糖”作品还会写多久？会不会老了也不再敢吃“棒棒糖”了？
刘墉：不存在不敢吃“棒棒糖”，人会越老越像小孩，越来越勇敢。但我对生活的敏感不可能保持到老，有一天我会老去，哪天写不动了一点不稀奇。所以，我现在写得很多，每天不负我心，不负我生，积极地活着，能写就写。
55岁归于豁达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的作品有营养，希望自己能够带领读者一起前进。你觉得你的作品可以提供哪些方面的营养？
刘墉：不知道，我想没有可以直接吃进去的营养，它要读者自己去发掘，更准确地说叫浸润。每个人的吸收能力和感受能力不同，受到的浸润自然不同。如果大家能明确地说出一本书哪里好，哪里坏，那这本书的层次是不高的，看完了能浸润心灵才是最好的。
记者：一本书如果畅销10年就能称为一种文化现象，你的书从台湾开始已经畅销了整整30年，你认为这种文化现象说明瞭什么？
刘墉：看我的书，父母常常对孩子说，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我觉得读者的共鸣很重要。比如，有一次在北京的某个大学演讲，演讲最后儿子伴奏我唱歌。我唱大家比较熟悉的《阿里山的姑娘》就特别受欢迎，没听过的歌曲无论唱得多好，也不会有那么热烈的欢迎。
我想读者跟作者的关系好像马车和驾驭者之间的关系，驾驭者赶着马车往前跑，马也在拉着驾驭者跑。作家是不能迎合读者的，应该让读者随着你的成长一起走。我的作品艺术理论、小说、励志、写情、写处事分别交互出现，不断发生变化。我常常打破自己旧有的格式，写过离大家生活很近的书，也写过比较冷门的书。不断变化能够使读者不断地有新的期待。
记者：9岁丧父，13岁家中失火，16岁又因病休学，经历过这么多磨难，你却描述自己可以看着失火后的灰烬露出笑容，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刘墉：一个人如果不能欣赏悲剧的美，就无法在精神上健全起来。我相信很多艺术家都有这个能力，当悲剧发生在他身上，他可以跳开来看。西方诗论里谈到诗起于沉静之中得来的趣味。你当下的感觉是一回事，你沉静得来的趣味才是诗歌。
家里失火，我的猫被烧死了，我很伤心，夜里跑到废墟上叫猫的名字。我舅舅指着废墟里的一块东西说，那就是你的猫，它回不来了。但所有的悲哀最终都应该归于豁达，55岁，我应该走到了豁达的境界。有人说，当苦难过去，苦难就成为冠冕，我相信。
现场采访手记
实际上和刘墉的交谈始终没有进入真正的交流，他总是在表扬完你的问题提得好之后，思路又扯到他自己的主题，像脱缰野马一样难以束缚。
刘墉的谈吐和他的文章之间既有契合又有反差。相同的是他说话也善举实例，一个观点总是伴随着数个事例来说明，像极了他的文风。不同的是他的谈话一直在吊书袋子，由于对古文的陌生，我不得不舍弃一些他使用古文的表述。刘墉既善于赞扬别人也善于表白自己，略带夸张，但也颇为真诚。为了真诚我妄图用我整理的文字，掩盖住交流的障碍，让谈话与问话构成一种合乎逻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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