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活动和科学技术事业都是发展的。文学、历史、哲学以至任何学术都有发展史。在人类生活的长河上，有历史就有发展，有发展就会有新的学派、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的出现。在广东各界积极回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努力建设文化大省之际，黄伟宗的《珠江文化论》和黄启臣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司徒尚纪的《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的面世，充分显示了珠江文化学术研究的探索风格和研究开发的实绩。此前，已出版了《珠江文化丛书》10余种，在社会上以至海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回顾和反思珠江文化的研究开发，就其作为一项长期的多学科交叉的主体工程的宏大规划，就学术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就研究开发的成果和实绩来看，珠江文化学派在崛起，并显示了朝气蓬勃的风貌，预示着前程无限的远景。认真考察和及时总结珠江文化学派研究开发的理论品质、研究开发的特色成就，对于实践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创新都是很有意义的。
这里着重考察黄伟宗教授珠江文化研究开发的理论品质、研究开发的特色及成就，当然这是我初步学习的一些认识。
一、 执著于另类科学研究的学术课题
解读和认知珠江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20多年来，珠江区域经济、珠江三角洲近海区域经济、珠江对外贸易经济，以至珠江流域经济带都发展疾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和效益。目前，正处于加速推进和提升珠江经济建设和文化品位的历史转捩点，而对源远流长、内涵丰赡的珠江文化的解读和认知，有关它的研究开发，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可喜的是，正在珠江文化的解读和认知课题上，黄伟宗以其石破天惊的创意，作了开拓性的努力，硕果累累，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学术史上的里程碑。
在较长时间内，只听到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黑龙江文化诸水流域文化，而珠江文化闻所未闻。身为作家、文学理论家和教授的黄伟宗，其珠江文化的开发研究在上个世纪末的20年至今的学术发展史上，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应充分肯定其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从20世纪50年代末黄伟宗进入文坛后，近半个世纪的文学评论、文学创作和文化学研究历史表明，把珠江旁及海洋“物化”为文化来看待、来研究，黄伟宗教授功不可没。
若干年来，黄伟宗教授面对经济大潮，却相当冷静地进入具体的珠江文化课题研究，其深厚功力和高超水平首先体现在对珠江文化研究上一些重大问题的敲定。既反映他有着战士的炽烈政治热潮，新闻出版工作的清醒的社会责任感，也有作家、学者的严谨学风。
20年来，国家和社会发展都是亘古未有的。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世界格局中，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文化人，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黄伟宗教授的自我革新精神，非常感人。
首先，他把珠江文化“物化”，同时，把珠江文化研究当作文化事业进行建构，充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和教育的资源，对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内涵、潜在的优势加以挖掘，加以解读和演绎，使长久以来被弃置、撂荒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开发研究的现实优势。这是黄伟宗教授珠江文化开发研究的核心，是最为有特色的部分。具体地说来，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第一，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从古至今，广泛涉猎，最后聚焦珠江流域作家群，浓墨重彩地为生于斯、长于斯或长期驰骋于斯的这些作家撰写文学评论，高度评价这些作家原创性的文学劳绩和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同时写作评传，理清作品中形象、语言和创作方法诸方面的精湛技艺，使广大读者对来自珠江流域而屹立文坛的作家作品，有了总体的把握和具体细微的感受。而《欧阳山创作论》、《欧阳山评传》以及对秦牧、陈残云等大师的研究，无不显现了黄伟宗对珠江流域作家群的研究。其从表层趋向纵深，从泛论趋向具体，从平面趋向立体，从单一趋向多维，从中体现了黄伟宗珠江文化研究开发中嘎嘎独造、深厚功力。第二，黄伟宗顺应知识创新、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在深情眷顾珠江流域作家群的同时，把聪睿的目光凝聚在古今中外作家精心构筑的艺术大殿上，让思维的光束洞穿时光的遂道，穿越历史的厚壁，让读者和作家、读者和作品、读者和历史有缘零距离接触，其《创作方法论》、《创作方法史》，正是黄伟宗在珠江文化研究开发中绽开的一株并蒂花，它“一史一论，互成经纬”（黄树森语）。20年后，重温这一“论”一“史”，细心揣摩，不难发现黄伟宗在珠江文化研究开发的坚实步履和心路历程。这就是把文史和科技发展，把多种学科打通，形成创作、评论、创作方法及其研究的多元格局。这体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发的理论品质，和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的自我革新、自我超越的创作品格。
二、 研究探索与时俱进，在理论创新中促进经济发展
文化学的研究在神州大地方兴未艾。20年前，包括黄伟宗在内的一群学者，立足于各自的专业特长，从纵横或古今切入，对现代岭南文化特征进行了拓荒性的有益探索，群情激昂，锐志闪烁，扑面而来的是志可擎云和一往无前的豪气。这些学者从岭南文化的环境破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立体探究，毫端所及，各有精彩。其中黄伟宗《现代珠江文化特征初探》一文，不仅是文化学研究的精品，同时也是从文学看文化、从文化看文学理论创新，思维的形象展示。其“敏感性与浮动性并驾”、“实效性与消遣性齐躯”、“竞争性与相容性共存”、“大众性与优越性互进”、“发展性与保守性相克”，这些对珠江文化特征的探究，体现了学者治学的严谨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大区域文化的背景下，力求还珠江文化的真实面貌，开拓其有价值的内蕴，让珠江文化重现昔日的光彩，拓展其潜在优势，让珠江文化的开发研究与社会发展同步，这里面充盈着广大学者的辛勤劳动和呕心沥血的智慧运作。无疑，黄伟宗是珠江文化研究的佼佼者和实干家。
黄伟宗从活跃在珠江流域上的一个个作家、一篇篇作品的研究起步，继而从岭南文化到珠江文化的研究开发聚焦，从点到面，由浅入深，在理论层面上不仅步步向上，不断提升，而且在珠江文化的定位上，黄伟宗教授的开发研究，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从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的称谓中，后者更切合历史的实际和现实的开发需求。诚如黄伟宗教授所言，没有“岭北文化”与“岭南文化”相对应，而一般称“岭南”，则把广西、海南两省区给略去，显然称谓与事实相悖。而举珠江文化，恰可以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黑龙江诸流域文化相论列，有助于对历史文化的开掘。这一些，无不体现了黄伟宗教授在珠江文化的开发研究中的孜孜不倦和求实精神。有资料表明，珠江文化、海洋文化的开发研究，已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把有限的财力物力投入有关区域的经济开发，这种研究为经济建设策马扬鞭的战略开发，令人振奋！
无数事实说明，要真正在理论研究创新方面有所建树是谈何容易。黄伟宗教授20多年来，就文学、文化以至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作了种种探索，应该说都有实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他在珠江文化、海洋文化的开发研究，让珠江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珠江文化；在珠江文化学派的培育和崛起中，功不可没。
三、理论创新与求实求真相结合
现代文化经济强调的是文化创造力、科技推动力、经济运作力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对个性鲜明、地域特色强、科技含量高而且文化附加值高、市场发展健康、社会需求广阔、能带动相关文化和周边产业发展的专案，围绕这三大要素进行有别于传统方式和手段的立体开发，真正突现珠江文化、海洋文化、传统和现代精神的应有价值，须要几代人的努力，不仅仅是少数的热心人的事。从这一点说，珠江文化学派任重道远。而学派要发展，其理论创新中，研究开发与求真相结合，务必要坚持。黄伟宗教授积20多年之功，在珠江文化、海洋文化研究不遗余力，正是在研究开发与求实求真相结合方面，给人莫大的启示。历史已经表明，科学研究与祖国的命运，从来都是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惟有不懈努力和甘于澹泊清苦，才有希望攀登科学和知识的高峰。20多年来，黄伟宗教授在《珠江文化论》一书代跋中的甘苦自白，对学人是推心置腹的金玉良言。
但是，有一点还必须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驱动，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可很难指望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直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因此，社会包括职能机关、政府部门应一如既往，从各个方面支援学者们的研究创新精神。对于珠江文化、海洋文化的研究开发来说，这种研究开发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但未必能马上产生或转化经济效益，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取代性的，而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是积累的。省政府召开“海上丝绸之路与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研讨会”对广东文化的建设、对珠江文化学派和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扶持令人感动、令人奋起。而广东省几年前就已经批准了“海上丝路”研究的立项，考察研究、资料搜集到最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成书出版，雄辨地说明广东较早重视文化研究，建设文化大省的思路早就萌发了的。黄伟宗教授利用在华南最高学府中山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有利条件，在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的支援下，倾情于珠江文化、海洋文化的研究开发，他和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用智慧和汗水，实施精品战略，为珠江文化、海洋文化的开发研究，推出了10多种学术专著，具有高度的文化内涵、经济内涵与价值，这是一种形象，一种无形资产，可以带来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毫无疑问的。
黄伟宗教授的《珠江文化论》、黄启臣教授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司徒尚纪教授的《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的出版，对于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今天，有幸参加研讨会，有幸与充满豪情的珠江文化学派的朋友们分享战斗的成果和欢乐，瞻望未来，前景无限。凝望南天，珠水苍茫，一泻千里，在珠江文化学派广大学者的辛勤开拓下，珠江经济带、珠江流域经济链、珠江近海区域经济以至今日的海上丝绸之路，春色盈盈，喜报耀眼，让我们共同努力，让珠江文化学派花繁叶茂，硕果添香！
(作者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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