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珠江文化系论》为首，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最近集束出版了10本珠江文化系列丛书，统称《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这是以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黄伟宗为总主编的专家们，共同为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奉献的又一重大成果，是珠江文化研究会再次孕育的十颗璀璨明珠。
综观《十家文谭》，正如总主编黄伟宗教授在《总序》中所称的“这是多学科交叉的立体文化工程”。在建设这立体文化工程中，向人们充分展示了珠江文化研究的“六大新收获”。
一、创造了新方式
以黄伟宗教授为领头，以珠江文化研究会为载体，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和广东省文史馆为依托，集合了广东省卓有建树的文化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文化美学家、诗学家和地方文化学家，整合了多学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家齐心协力，坚持不懈，以多学科立体交叉综合研究的方式，分别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对同一课题展开分析、研究、推断、论证、归纳和总结，较快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幷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这在日益强调自我、文人相轻仍存的今天，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所谓多学科立体交叉综合研究的方式，就是不同学科、不同研究者之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证、推断，幷通过资源共享达到共同目的。同时，他们摈弃从理论到理论、为研究而研究的方式，充分运用调查研究、实地考察的有效方法，做到研究、开发融为一体，学术、经济有机结合。
从《珠江文化系论》中不难看出这种合作研究方式的优越性。比如对“海上敦煌”阳江“南海一号”的发现，对封开岭南文化发祥地的定位等，就都融合了考古学家、地理学家的最新发现成果。
珠江文化研究会屡出硕果，也证明了他们所倡导的多学科立体交叉综合研究的新方式是成功的，也为今后开展大型文化研究创造了新的有效方式。
二、取得了新发现
从事珠江文化研究工作，注定了是要取得新发现的。在岭南文化研究渐入佳境，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研究仍占主流的时候，黄伟宗教授率先提出开展珠江文化研究，以珠江文化延伸岭南文化，幷将它摆到了与黄河、长江文化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无异于空谷足音，因此引来的注视、怀疑甚至非议，都在所难免。其实这也十分正常，因为每一种新思想的诞生，它必然要经过争鸣、碰撞和检验，才能为广大的人们所接受。
珠江文化要立足，要发展，要得到肯定和认同，关键是要拿出成果，尤其是有分量的成果。珠江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们以课题为纽带，先后立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点研究”、“南江文化研究”等课题，组织专家、学者对相关的区域历史、文化、风俗、文物等展开调查研究，核查论证，从而取得了许多新发现，有的还填补了该项研究的空白，有的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
在《珠江文化系论》中，对珠江文化研究的新发现都有精要的反映，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现过程也有生动的记录。如徐闻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罗定江是古代的南江、南雄县乌径是古代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舜帝是珠江文化的始祖等发现，都是具有广泛影响和深远意义的，由此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将日益显示。而在发现研究过程中的苦乐情怀，对所经历地方人物的历史定位，黄教授用他的另一副笔墨——文化散文，作了较为独特的释放。如《澳门之“门”》《珠海之“珠”》《仁化丹霞》《乐昌乐音》《南雄雄根》等，以名解义，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三、开拓了新领域
揽观已往的文化研究领域不难发现，多是孤军作战，或是单一学科的同仁单兵种作战，显得势单力薄。遇到交叉学科，更会显得难以下手，力不从心。特别是当今社会进入多元化，各种事物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混合，出现“混血儿”；学科研究也是一样，边沿化倾向渐成时尚，出现了不少的边沿学科，涌现了“边沿人”。要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新问题，就必须集中多方力量，形成团队，拧成合力，才能力克难关。
珠江文化研究会顺应潮流，组建专业团队，形成合力，在多学科立体交叉综合研究上开了先河，幷把文化研究这一系统工程打造得有声有色。《珠江文化研究丛书·十家文谭》就是他们交叉研究、综合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也由此标志着珠江文化研究拓宽了一片新的无边的领域。
在这个新领域里，彰显了综合研究、交叉研究的强大威力。从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到现在还不足十五年，从珠江文化研究会的创立到现在还不到五年，关于珠江文化的声音已传到海内外，引起了包括世界科教文组织在内的有关团体的关注，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该领域的前沿性。
四、提出了新理论
关于珠江文化概念的提出，据司徒尚纪教授考证，最早是郭沫若；而有关开展珠江文化研究命题的提出，应首推黄伟宗教授。在黄教授一以贯之、持续不懈的研究、呼吁下，提出了不少的新理论，有的在文化界、理论界都是首创的。
如，对珠江文化特征的认识、定位，认为珠江文化是水文化、海洋文化，是更具有敏感性与浮动性幷驾、实效性与消遣性齐驱、竞争性与兼容性共存、大众性与优越性互进、发展性与保守性相克的表征；对海上丝绸之路、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的认证；对珠江文化源头的寻根问祖，找出了始祖——舜帝、哲圣——惠能、诗圣——张九龄、文圣——梁启超等，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黄伟宗教授为代表的致力于珠江文化研究的南方学人们，在对上述理论的发现和建设之中，只要做到了一件，也足可以立言立世，何况他们都一齐做到了。
五、创立了新体系
随着珠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有关珠江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日益增多和日益完善：从第一辑较为分散零星的《珠江文化丛书》到现在洋洋大观的《十家文谭》演变中清楚表明，珠江文化的脉络已逐渐明朗，珠江文化的理论建树已由零散走向系统，已有个人见解趋向大家共识，大致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成型的特点也分见于个人的理论建构之中。
黄伟宗教授的理论发展轨迹就很有代表性。他从最初从事文学批评到文艺研究，从文艺研究到文学创作，从文学创作到文化研究……似乎之前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今天的珠江文化研究而准备的。在他已出版的10多部著作之中，便有《创作方法史》《创作方法论》《文化与文学》《文艺辩证学》等，及至《珠江文化论》的出版，初步奠定了珠江文化的理论基石。现在，《珠江文化系论》的面世，进一步确立了珠江文化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地位，完成了整个体系建立的前期准备工作，也使笔者此前提出的有关珠江文化学派即将诞生的预言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支撑。
历览《珠江文化系论》，体系的味道特别浓烈。从分编“总体论”、“江河论”、“人物论”、“对接论”、“建设论”到“形象论”，有理论，有实践；有抽象，有具象；有总论，有分论。点面结合，形神兼备。就是在单编之中，也体现了较好的完整性。如“江河论”，就囊括了有关南江、西江、北江和东江的研究论述；“人物论”，也网罗了有关珠江文化始祖、古代珠江文化哲圣、古代珠江文化诗圣、近代珠江文化诗圣、近代珠江文化文圣等的论说。
六、创建了新品牌
我们知道，一个产品的诞生必然要经历一番的精心设计，而其从面世到成为品牌、甚至是知名品牌，必然要经历更多的打造和包装。珠江文化也是一样，在经历了数番的锻造、淬火之后，日益显示出它的真金本色，以致人们谈论起来也充满期盼和敬意；珠江文化研究会，也凭藉广大专家、领导的悉心呵护、专心经营，也逐步擦亮了这块金字招牌，成为了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中必不可少的一张名片，专家们也逐渐成为了本土文化研究的一支生力军。现在，海内外提出要与珠江文化研究会合作开展活动的意向时有发生，该学会也选择了合适的伙伴开展了相关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同时，为创建珠江文化立下汗马功劳的黄伟宗教授等学者，也成为了广东文化无可置疑的杰出代表，是一个个文化含量十分高的著名品牌：如黄伟宗的文化学、周义的经济学、洪三泰的诗学、谭元亨的客家文化学、司徒尚纪的地理学、张镇洪的考古学、黄启臣的历史学、罗康宁的语言学和朱崇山、戴胜德的粤味文学等。如果用一个人来形容它们的话，《珠江文化系论》便是头部，起总领全局、画龙点睛的作用；《珠江文化的历史定位》《海上丝路的研究开发》是其脖子，连接着头部和身体，也联结着各条神经；而《泛珠三角与珠江文化》《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粤语与珠江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来》《珠江诗雨》《珠江远眺》《珠江流韵》等则是其有力的四肢，支撑起一个庞大的躯体。
诚然，在充分肯定《珠江文化系论》及其它几本《十家文谭》所取得的成绩及突破的时候，我们也不难看出它们同时存在的不足：比如作为一个系统来说，还缺少一个更加严密的理论架构，还需要更多有血、有肉的深刻见解来丰富它，还可以对现有的文字进行“瘦身”、修饰。在大力彰显珠江文化研究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也要常怀谦逊之心，不断寻找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就是珠江文化学派形成之后，也更要以珠江文化所倡导的开放、博大的胸怀，容纳和吸收其它学派的精髓，才能完善和充实自己；特别是现在仍处在初创、壮大阶段，尤其需要吸纳新鲜的空气、补充新鲜的血液，急需招揽一批年轻才俊加盟，拓宽更多的研究领域，才能确保珠江文化研究会的活力和珠江文化的先进性。
（作者系陈昭庆 广东教育杂志社副社长、《高中》杂志执行主编、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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