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这一中国历史上恢宏的时代，其物质与精神文化，多有让人称道者。唐初太宗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更为人所熟知，经政治家和史家们的提倡而成为君主治国的政治理想之典范。对贞观之治的关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史学家从各方面来探索其治世的原因；其二，普通民众则津津乐道于那些民间的故事。长久以来，史学与文学、影视总不能很好地结合。如何在真实的背景下，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且又饶具趣味，让大众在接受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历史？小说家阿城先生和历史学家孟宪实先生联手创作的《贞观之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现在，由于媒介的扩大，大众瞭解历史文化的途径也随之增多。但如何能将历史事实和学界的研究成果用更为平实却具趣味的方式传递给大众？显然，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便是一个很好的契合点。让更多的人得以分享史学的魅力，并不只是媒体的职责，更是史家的责任。近年来，各种历史剧的热播及其在民众中的反响，让人意识到历史对民众来说，不再只是深奥遥远的过去。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多是下面这两种情况。一方面，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处理的只见于少数的历史剧，大部分都只是将历史时代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而已，并不能真正展示历史面貌。一般地，此类作品会有较多的受众群。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史家的严厉批评，诸如太过戏说，诸多制度上的明显漏洞和错误等等。而另一方面，遵循所谓历史事实的文学、影视作品，则给人以说教的感觉，不仅难以引不起大众的共鸣，反倒更增加了他们对历史的误解和疏离感。在历史与文学、影视相结合的问题上似乎趣味性和严肃、凝练、历史感永远不能统一。总之，通俗领域中历史题材剧作，由于缺乏史家的参与而产生众多的舛误，而史学界的研究又对民众产生不了任何的意义，似乎反倒失去了史学研究的本真。在这个意义上，创作一部基于文献记载的历史剧无疑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剧本《贞观之治》正是力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它尝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史学界的思考引进影视剧的创作。其中历史事实和史家的论证、研究结果的融入更丰厚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而文学艺术的技巧，则让一个个遥远的历史人物丰满，更有利于人们对人性和社会的认识。虽不能说这样的尝试是完美无缺的，但却使得历史研究和社会问题的相结合成为可能。
忠于历史记载，真实地反映唐代太宗时期的特点，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特色。其实，历史本身是饶有趣味的，并不需要多余的噱头和过分的戏说来吸引大众的眼球。但倘若只是简单罗列史实，长篇累牍地引用那枯燥冗长的史料，则无疑大为削减剧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甚而加深读者对历史索然无味的误解。因此，在基于史料记载的基础上，《贞观之治》忠实地反映时代背景、社会问题，构筑了初唐时期的历史情景。可是，作者又并没有简单地将史料连缀成篇，而是以一个史家的敏锐对史料加以选择、提炼，并剖析、拷问人物、历史事件所蕴含的人性。阅读剧本时，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种思考与反思。整体而言，作者笔下的所有人物，既遵循了史实，又融入作者独有的分析和思考。必须承认，贞观时期是一个被理想化的时代，作为“贞观之治”的核心人物，唐太宗也成为一位被赋予理想色彩的君主。但这并没有影响作者，在剧本中唐太宗被刻画成既是一个善用权谋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以百姓、江山社稷为重的君主。这样的把握显然是得当、合理的。“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笔，却因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民族性而闪烁其辞，“成为王，败为寇”的历史逻辑使得其历史阐释多被扭曲成：太子建成的无用无德，李世民如何忍让、被动地采取行动直至迫不得已地自卫。这一段历史在《贞观之治》中当然也称得上重头戏，剧本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李世民登基前与太子建成和元吉的争斗，直至玄武门政变的发生。但作者能以史家的眼光重新冷静地考察该事件，真实地刻画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野心。其中，饱含著作者的分析提炼和匠心独具。比如，杨文干叛乱一事，作者通过元吉与李渊的对话，道出秦王李世民实际是利用这一事件来牵涉太子建成，欲对建成形成不利而自代之。
贞观时期的历史，并不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独角戏。剧本敏锐地抓住“贞观之治”之“治”的精髓，集中体现了贞观君臣的社稷意识。作者成功塑造了唐太宗及其臣子们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江山社稷和人民为本，能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策略应对内忧外患。在剧本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唐太宗要作一个明君的主观意识，而臣子们则给予积极之配合。这样的君臣关系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基本保障。由此视之，魏征无疑便是贞观时期政治特色的一个象征符号。世人每论及唐太宗多津津乐道于其善于纳谏之美德，同时也叹服于诤臣魏征的勇气。唐太宗与魏征一直被历代作为君臣关系的模范。不能否认，这样的关系往往被赋予理想化的色彩。剧本从人性的角度剖析唐太宗的纳谏与魏征的进谏。君臣二人话语中时时藏着机锋，在探讨各种施政策略中两人时常产生或大或小的摩擦。与其说，魏征在同唐太宗本人斗智斗勇，不如说魏征是同君主的个人欲望在作斗争。剧中，唐太宗和李世民颇有趣味的对话，总能让人体味君臣时而为民众、社稷担忧而达成统一理性，时而为私人感受而一争高下的人性。比如，房玄龄谏宫中兴修缮一事中，魏征和唐太宗的对话。不仅如此，作者还向读者展示了魏征所处的社会集团与唐太宗统治策略的关系，这都是非史家而不能言者。
对史学研究熟悉的人，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贞观之治》中融进了史学的研究成果。这是该剧本的另一特色。剧本不可能像学术文章那样论证、铺陈，但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场景、故事情节的设计等手法，作者巧妙地将这些成果展现在剧本之中。例如第九章中，突厥使者对高祖言道秦王李世民与突利结为香火兄弟之事，便是直接引用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的论证。再比如，在武则天被选入宫一事，作者巧妙地安排一段杨妃（杨隋宗室之女）做线索，并通过唐太宗与杨妃对话点出，自然而然地引用了陈寅恪先生论证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在唐代统治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此类的真知灼见自是学术史上的精华，但往往仅限于史学专门研究的征引，却与历史的普及严重割裂开来。这种遗憾过去往往不能出现在剧本之中，这跟作者能发掘、吸纳史学研究成果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不仅展现了贞观时期的各种斗争、矛盾以及政治策略，而且也注意真实地描述当时突出的社会风习和社会问题。如讲述《氏族志》的修订过程中，通过魏征之子的婚姻、卢兆玄的故事等几个事件，便把唐初世家大族的心态和婚姻状态交待得很有特色。生动饱满地描绘了贞观之世世家大族的婚姻状态和社会观念，这样的描述无疑更有助于读者瞭解历史的真相。更为巧妙的是，作者将唐太宗搜寻《兰亭集序》一事穿插在《氏族志》的修定过程中，表述了书法与世家大族的关系。其中萧翼购《兰亭序》这一逸事，作者将结尾改作萧翼不回京接受赏赐，却留待永欣寺中出家赎罪，这样的设计却更能发人省思，留下无穷回味。这不仅显示了作者文学构思的能力，也体现了创作者对历史的个人见解。
但是，作者并没有因为偏重历史的讲述，而忘记了必要的艺术创作和加工对剧本的重要作用。剧本并没有采取繁琐的铺垫，亦少有场景的描述。但简洁的情节设置和具有特色的人物对话却直指人物的性格以及不同集团的矛盾冲突，我们很容易由此感受到他们之间的较量。所以，剧本中虽然没有细腻的人物心理描述，但我们却能从话语中品味出人物的思考过程。在史料基础上分析人物，加以合乎情理的想象，口语化语言的运用，使得剧本的人物性格特征更加鲜明。
另外，剧本以时间为主线逐一展现贞观之世的所有核心问题：内有太宗朝的大臣、行政与官僚机构以及兵制的改革、法典的制定等等，外有与突厥、高昌的关系。如此繁琐冗杂的史实，通过一个个故事情节，或紧张冲突，或不温不火地铺陈展开。剧本藉此渐次向读者讲述唐太宗及其臣僚们面对时代问题，是如何制定和调整统治策略，最终得以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时代。
史学工作者往往沈迷于史学的醉人之处，却难免有曲高和寡的慨叹。如何用简单的方式传达深邃的史学内涵，我想不妨多一些《贞观之治》这样的尝试。因为，这也是学者在学术殿堂之外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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