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学者，我只是《读书》这些年来一个忠实的读者，当然我也在《读书》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参加过几次专题性质的讨论。《读书》的这十一年，在汪晖和黄平做执行主编的期间，《读书》这个杂志扮演了一个非比寻常的角色，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个角色在思想层面上所起的现实作用,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一本杂志。现在发生的这个《读书》事件，我觉得无论有什么具体原由,有什么样的体制内的考虑,其结果都会导致角色的转换。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复辟、一种后退，从那样一种深具全球性视野的广阔的思想角色变回到一个出版社规模的，体制内部的，这么一个符合常规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杂志。就是这么一回事，说大不大，说小还真的不小。该怎么看待《读书》因汪晖和黄平的介入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这里有一个时间视点的问题，我们先把《读书》放回到它诞生之初去看，刚才钱理群老师也讲到了，最初是范用，然后是沈昌文，这两个主编是作专业编辑出身的，身处出版社的体制架构内，而《读书》在他们主政期间是比较单纯的，它主要是一个读书人的杂志，那么这个读书人呢还不是当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而且范、沈那个时代书的概念，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书的概念相比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刚刚开放，读书人手头的书基本上就是人文性质的书，带有很浓的趣味性、人文性。不像现在，书和读书人在定义和概念上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已经远远超出了带有休闲性质的人文趣味。这个变化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读书》办成关于趣味，而且主要是人文趣味的这么一个杂志，我认位它的定位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至于我呢，因为从事文学写作，那个时候的《读书》应该说是对我的路子，但是很奇怪，一点都不，我想可能有点像钱先生所说的，那种没有内容的人文趣味不对我的路子。因为我觉得这个趣味还是小了一点，至少是比较狭窄的，过于单纯的，无论它有多么高级，它对思想和现实这两者都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文字上的趣味要是被推崇到极端，那会成为某种病态的、自恋的、甚至有害的东西。那么九十年代中期汪晖和黄平的适时介入，使《读书》得以避免在文人趣味的消闲之路上走得太过。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刚才孟悦已经讲到了，《读书》这个杂志所具有的影响和贡献真正是不可取代的，我觉得将这种影响和贡献放到整个中国的转型时期去看，《读书》已经不仅仅是对转型和巨变时期中国和世界的很多问题加以关注、提出讨论，它不仅仅只是对现实的讨论或叙述，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而且这个发生学意义上的思想现实，如果我们再把时间推远一点，比如用20年以后的眼光来看吧，或者更远一点，50年以后的眼光来看，我觉得汪晖和黄平当主编这段时间的《读书》必将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乡愁，一个共同回忆，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我这个预言，我不可能再活50岁看它应验，但是我相信它。纽约今年的一件文化盛事是一部长达九小时的英国话剧《彼岸》持续上演达半年之久，这个大型舞台剧回顾了当年的别林斯基、赫尔岑、巴枯宁、屠格涅夫，他们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化的辉煌。现在回过头来看，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化已被视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乡愁。
另外从空间格局上看，《读书》在汪晖黄平主持时期发生的一个显着变化，就是把它从地区性的一个杂志，把地区性的一些话语,一些知识气候，读书人感兴趣的问题，读书人的想法也好，注意力也好，趋向也好、趣味也好，把这些个地区性的东西，和全球性的语境，和全球思想界、知识界所共同关心的那些东西，把它沟通起来，形成一个更开阔的、更贴近现实的、更具活力的、更具思想性的公共平台。刚才钱先生也谈到这点，我觉得这是在汪晖、黄平做主编时期完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我现在比较担心这个转折被夭折。80年代的中国比较封闭，改革之初，国内的问题一大堆，我们看待国内问题的时候，肯定主要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全球语境这样一个角度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中国和世界在思想层面的互动式交往非常少。但是这个时间以来，产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中国问题，你仅仅局限在中国的语境和趣味里面来谈论他和关注他，已经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中国问题，亚洲问题和拉丁美洲问题，欧美问题，全球的问题，要联系在一起看待，才会产生它真正深邃的意义。
汪晖、黄平这两位学者，他们本身就在国际上是真正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学者，请他们来主持《读书》这本杂志，我觉得这是董秀玉时期的三联书店为我们这代读书人和整个中国知识界所做的一件大事，这发明了一种模式：一本杂志，不是任用出版社自身体制内的职业编辑来主政，而是请来国内知名度很高的，很有影响的，而且在全球的范围也很有影响的两位学者，将他们的声望、他们的思想和知识视野、他们在国内国际同行里的人脉交往，他们的责任感和想像力，等等，将他们身上的所有这些东西带入到这本杂志里面，这是怎样一种资源！所有这些都会抚育这本杂志，想想所有这些远远超出杂志本身的种种角色感，种种背景，种种理想、种种勇气，以及最为珍贵的东西：一本杂志，它与现实发生关系的独特角度，方式，它的直接性，它的参与度，它的现场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是一个超负荷的创举。这个创举，我想它也是在90年代中才能够发生，现在我觉得在消费文化的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创举已经很难发生了。说实话我就一直在等着看，汪晖黄平能够撑多久。我真的一直等，我老觉得11年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短了。等到他们退休，我觉得有关部门是不可能等的，如果汪晖今年62岁了，我估计他们说不定还要让他再干三年，就时候体面退休。但汪晖才40几岁，遥遥无期，所以他们就来单位人事行政手腕那一套，真恐怖，我觉得这实在是无耻，我真的这样觉得。
但这也好，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这成就了《读书》这11年，告一个段落。一个国家，尤其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刚才孟悦也讲了，像《读书》这样的杂志太少了，太可怜、太惨了。不过我觉得有一本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要是连这一本也没了呢？情况会怎样？在某些人看来，一本好读的趣味性杂志办着办着办没了，另一本杂志不那么好读却出现在里面，他们觉得憋闷。这有违初衷。但如何定义好读、不好读呢？想想看，从一本杂志表面散逸出来的趣味，与从其深处逼出来的思想拷问，孰为轻，孰为重？趣味的《读书》和思想的《读书》，孰可有，孰可无？想想看，比如说我们要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怎样、文明程度如何，除了看建筑等等硬体设施，看福利、消费指数、投资环境、教育和卫生保健，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个像美国的《纽约书评》，英国的《伦敦书评》那样的知识的、思想性的东西。那么在中国呢很大程度上，这个指标性的东西落在《读书》的身上，现在是不是连这个指标也要被抹煞掉呢？这样一个思想性的东西，一个国家如果连一个也没有的话，那真够可怜的。所以我现在提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形象问题。《读书》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学界派系分歧问题，也不是一个行政的或体制内的技术性问题，这个事件事关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在全球背景来看的话，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冰点》事件，从国际语境讲的话，《读书》事件我觉得影响会更恶劣。因为这个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突发事件的问题了，刚才汪晖讲的，这整个事件是个日常生活的悄悄发生。说到中国形象，一会是食品安全，一会又是黑砖窑事件，环境问题，腐败问题，这个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么像《读书》这样的杂志，这十年来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在国际语境中给中国知识份子、给中国形象长脸的一件事情，是正面影响，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影响，像这样的东西你说说有几个拿得出去、数得出来？有的人物、有的东西在国内响当当的，你拿出去就是笑话。我觉得汪晖黄平主编的《读书》，它就是在国际上有这个影响，每次我去美国，带十本近期的《读书》，见朋友就送，最好的见面礼就是《读书》。因为大家瞭解中国学界、思想界现况最快捷而又最全面的一个途径就是《读书》，一本在手，一下子就可以进入。如果《读书》事件之后，又变回到纯粹的趣味杂志，这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严重，不仅仅是一个派别的问题 。
假如我现在要在美国待半年，我会很怀念中国的《读书》，汪晖他们编的《读书》，我得找哥们每期给我寄，就这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又是这么重要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汪晖黄平离开《读书》的话，我可能以后就没有想看的思想杂志了。对此我是比较感慨的。汪晖先生我跟他其实见面非常少，一年可能见上两三次面就不错了，跟黄平更是两三年才见到一面。但是我觉得他们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主编《读书》期间，你看他们对中国的头绪纷纭的问题，各个文化和思想层面，各个话语领域，各个专业和文学艺术门类，都是广泛关注，很多讨论是他们发起的，是《读书》杂志发起的。这些年的当代戏剧、当代诗歌、当代美术，还有当代建筑、摄影、考古等等，还有独立电影，新纪录片运动，都是汪晖和黄平他们主政期间加以关注的，更不要说"三农"问题啊，全球变暖、环境问题啊，等等这些学术圈的、也是紧贴现实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关注问题的目光是远远超出了学术本身的专业圈子，扩展到整个现实。我觉得他们扮演的是类似于这样的角色：就是把很多本来是各自为阵的、分裂的，不同话语层次的，好像老死不相往来的那些东西，通过《读书》这个杂志，通过汪晖黄平这两个人的学术敏感，他们的良知，他们的视野等等吧，通过他们把所有这些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碎片般的领域，连成一片。我觉得这一个角色，绝不是其他某个单纯职业编辑所能胜任的。因为编辑更多是扮演一个工作者的角色。而将就学者和编辑这两个角色奇迹般地合为一体，这正是汪晖黄平这十一年来所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再过二十年，也许五十年，我们回头看这件事。不信我们那时候再看，多年以后，这个《读书》事件，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我觉得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那会是一个犯罪。现在我们不必争议更多。什么好读不好读啊，什么发行量下降啊，什么在编不在编啊，天哪，亲爱的出版官老爷先生们，别老拿这样的小儿科说辞来羞辱我们的智力，你们能不能拿出点更正当的、更体面的、更堂而皇之的、更符合权高位重者身份的尊贵说辞来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人要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动手脚呢？我觉得简直是太可笑了。把纯属个人的趣味问题、操作问题带到思想的历史层面里，我觉得这是一个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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