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来是一种颇费思量的精神事业，它所赋予读者的是妙不可言的时间过程，而非一种急躁和贪婪的攫取。读叶嘉莹的“迦陵说诗”系列，感受到了阅读和体悟的力量。
叶嘉莹的品评文字没有固定的模式，她将个人的感悟和情感融入诗歌意象之中，遐思绵延无限，目光精微锐敏，从而完成对诗人“胸中之妙”的洞察。诗歌创作需要天才，诗歌阅读同样也需要天才。诗歌以其含混的语言和模糊的意象给人们开阔的想像空间。叶嘉莹之所以能够在诗人幽邈的情思中获得妙解，是因为她对诗人伤今怀亡的哀伤、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有着深刻的“同情之理解”。诗人的快乐与伤感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它折射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人生的际遇存在诸多的相似性。而古典诗歌的魅力正是在于它通过艺术手法将盛衰、成败、聚离等种种世变与人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叶嘉莹称之为“意象化之感情”。古典诗人对人类情感复杂性、丰富性的挖掘是后人所难以企及的。他们是多情的，不但对心爱的人多情，对一切生灵多情，而且也对一切无生之物多情。这种多情来自对生命的关切，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和珍惜，对人生短暂的无奈，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种“多情”是个性化的，是对自我生命感受的个性化抒发，无法复制和仿造。
叶嘉莹用自己的“多情”来呼应诗人的“多情”。叶嘉莹曾引用陶渊明的诗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来形容对杜甫、李白等诗人相知赏之情谊。叶嘉莹这样评价陶渊明：“他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他在徘徊不安、矛盾痛苦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依托和归宿。”诗撕破了生活的假面，使人回到了生命本真状态，患得患失的心情转换成为对生命的系恋和对生活的坦然。
叶嘉莹很看重诗人的“心动”，她认为好诗必定来自“一颗活泼善感的心灵”。外物触动诗人的心弦，引发出其对生命、人生、世事的感慨和叹息，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情绪宣泄，实则是一种终极关怀。从个人失意上升到对命运的追问，从草木鸟兽联想到人的悲欢离合，诗人的哀怨已经超出了对个人得失的计较。诗性生存是在从功利世界向文学世界撤退中生成的。只有从名利困缚中脱离出来，才能获得自由而从容的精神风度。要读懂诗人的寓托，就必须明瞭诗人的所思所忧。诗人在通过寄托于美人草木来抒情言志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意象和吟诵千古的诗句。成就一首好诗，是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和感情投入的。叶嘉莹的解读极具人性深度，在谈到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一句时，从表面上看这种及时行乐的心态与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相悖，而叶嘉莹却认为这是符合杜甫的情感逻辑和心灵轨迹的，因为“真正伟大的诗人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软弱与失意”。叶嘉莹的赏析解读是以拒绝造神为前提的，诗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排斥了人生无常的悲哀或超越了人生歧路上的困惑，而在于他在沉浸于困惑的过程中充分享受了人生，这是心灵的大快乐。
叶嘉莹发现，从《离骚》开始，中国诗词就被寻找、追求和向往的热情所充溢。不管这种期待是何等渺茫，亦不管此番探寻注定徒劳，诗人们总是难以停止探求的脚步。他们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追求理想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成了吸引他们的精神灯盏。诗人们心志高远，超然缅邈，他们怀抱着理想去应对现实的苦难，去奔赴没有终点的旅程。失败和苦难成就了诗人，真正的诗人总是能够从个人的不幸上升到对命运的反省和对意义的追问，从而形成精神的觉醒。中国古代诗人精神解脱之道难以突破仕与隐的交替模式，无论是放浪形骸还是寄情山水，都有一股难言的苦涩在里面。这种苦楚是超越个体、超越时代的。叶嘉莹认为诗人不仅说出了个人的愤懑，而且也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失落：“有多少人在他的一生一世之间，能够志得意满？果然是如此地完美、幸福？又有多少人能够追求到自己的理想？有多少人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有多少这样的人物？”这是人类永恒的痛苦，短暂的人生并不能承载圆满和完美，一切事业和抱负都是未完成式。
正如希罗多德的《史学》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最凄绝的悲痛，便是奋力去做许多事，却又一事无成。”伟大的诗人总是伴随着伟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超出了一己之悲，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情感模型。
（“迦陵说诗”系列丛书，中华书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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