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治学，博涉经、史、子、集四部。他在诸子研究上用力颇多，着有《诸子略义》一书，该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多言他人所未言，发他人所未发。书中的独到见解及其所昭示的治学精神，均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上世纪初，关于先秦诸子之源起，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夏曾佑等人坚持自班固以来的出于王官之说，但胡适反对这一说法，认为诸子之兴与王官没有渊源关系，他将王官比作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其不会容忍私家学术的存在，于是将诸子兴起之因归于“救时弊”的现实需要。范文澜没有趋同于哪一说，而是就历史实际，考探诸子百家之渊源。他说，西周之世，学在王官，平王东迁后，官学流散四方，春秋末因政教陵夷，而怪说渐起，孔子“删订六经”，“诛少正卯”，即拨乱反正，绝其异端。春秋战国之际，儒家独盛，待七十子后，儒学窳败蠹政，此时战祸益急，民生益困，墨子出而倡俭约，“僈差等”，非礼乐。此时老子已出，其“推原祸乱，由于多智，于是唾弃仁义，别标道德，清虚无为，崇尚权术”。“综核诸子学派，儒墨道三家而已，纷纷者皆其支与流裔也。”范文澜在澄清诸子渊源的同时，亦概括诸子蜂起之因，一概括为“针敝俗救世病”，“犹疾疢遽发，医师凑至”；二概括为利禄使然：“百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取合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友，下亦不失安居哺啜，无稼穑之劳。利禄所存，众人趋焉”。范文澜镜考源流，具体近情，合乎复杂的历史实际，相较之下，梁启超、胡适等均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古代学术研究宗旨之一，即辨别而彰明之，但因历史的距离和学术问题本身的复杂，而有难以厘清之问题或误断之现象。范文澜在这一方面，不乏发明、纠误之功。如庄子之学，自司马迁始，被归入道家，但范文澜认为，此非知本之区分，庄子实为“别儒”一派。他论曰，庄子乃极端自然主义者，弃天下、功名、自我而尚自然；老子重权术，“所谓清虚卑弱，皆御人之术。无为而实有为，无欲而实大欲”，这与庄子之学“适如风马牛之不相及”，故《庄子》“自序之《天下篇》”明言老聃、庄子有着不同的思想渊源。他据《养生主》、《人间世》、《大宗室》、《天下》等篇中的内容，断定庄子之学出于孔子，师授于颜氏之儒。此论，“信而有征”。再如论韩非之学，司马迁等认为韩学出于老子，但范文澜认为，“韩非言法出于荀子之礼学；言术则出于老子之权诈，未可并一谈”。从上述二例，可管窥《诸子略义》在“辨章学术”上的价值。
近现代之交，批孔之风盛行，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均参与其中。范文澜没有随风气转移，而是以“平正之态度，察孔子之时代，求孔子之义旨”，推尊孔子的文化贡献：“三代文化至孔子而集大成，后世政教，自孔子而导源，孔子者中国文化之总体，其精神之常存，当与人类历史同其运命者也”；颂扬孔子力挽狂澜的积极有为精神：“孔子所处之时代，譬犹大厦将倾，而欲一木支之，虽避世疾俗之士，已谓为不可，然孔子则知其尚可为也”；并驳斥“偏激”、“苛细”者之批评。范文澜曾用“专、通、坚、虚”四字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其中“坚”即指观点上的坚定性。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批孔，也没有像复辟派那样极端地“尊”孔，而是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这种不以风气为轻重的治学态度，彰显了“坚”的学术品格。
范文澜在治学上，强调身心的投入。他曾说，做学问，就别想着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进研究所，所以，他鼓励研究者要持吃冷猪肉的心态。中国古代，道德文章高者，死后有资格入祀孔庙，牌位分置两庑，分享冷猪肉。有吃冷猪肉之心态，自然不会急功近利，自然也坐得住冷板凳，治学也自然能臻于严谨、扎实之境。所以，范文澜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对联自律和教人。《诸子略义》虽然以授课讲义成书，但也是范文澜坐冷板凳之杰作，他曾以“穷若干之日力，造是书竟”语句自评之。是书“取材务考其信”，“树义必衷诸古”，故无空言，无妄言；“肆志穿凿，强古人合我轨辙”之著述，不能与之比肩也。
《诸子略义》是着者1926年至1927年间在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1927年初印。《诸子略义》刊印后，至今流传不广，但作为独绝之作，必会知者渐增，影响渐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范文澜全集》，《诸子略义》得以再版，收入全集第二卷。（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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