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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刘 宁 着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中评社北京5月4日电／据光明日报报导，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在文章史上，他是深受推崇的古文宗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诗文大家欧阳修景仰韩愈，在谈及当时士人追慕韩愈的盛况时曾云：“学者非韩不学。”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在他看来，韩愈以古文为天下立法，是文章宗师，更是精神的立法者。如此尊崇的评价该如何理解？韩愈古文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为什么能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千载？
笔者近日出版的《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一书，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
中唐时局与儒学普遍性重建
要瞭解一个人物，需瞭解其所处的时代。韩愈所处的中唐，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时期。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和平安定，使社会陷入兵连祸结、经济凋敝、财政窘迫、民生动荡的种种危机之中。彼时，作为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之一的儒学思想，也遭遇了危机。
韩愈及其同时代的有识之士，都对时代困局深感忧虑。有的人认为社会矛盾丛生，是由于制度不立、法治不明，主张加强制度建设。如杜佑编纂二百卷《通典》，汇编历代制度施设，期望为当时的社会治理提供参考。杜佑和柳宗元等人还提出要探索“理道”，即治理之道。但是，制度并非万能，韩愈友人张籍感慨：“今天下资于生者，咸备圣人之器用，至于人情，则溺乎异学，而不由乎圣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沉于世，而邦家继乱，固仁人之所痛也。”这就指出，时人虽然遵循着圣人设定的礼仪制度，但内心已经不信圣人之道，人伦道德的衰败是邦家继乱的根本。
中唐儒学所面临的危机，突出的体现是忠孝观念在维系人心上日趋乏力。唐王朝作为统一的王朝，其赖以维系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儒家的忠道与孝道。这是汉代在统一王朝格局下所确立的安邦之道。安史之乱后，藩镇叛乱频仍，令忠道无比脆弱。随着科举制推行，为官之人常远走他乡赴任，令孝道的践行也面临挑战。在士人生活中，孝亲与仕宦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着。韩愈《送杨少尹序》曰：“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因宦而游，以官为家，这种现象的流行必然带来社会对人伦的重新认识。人们不得不在亲情之外，与社会成员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朋友之情、同僚之情的意义凸显出来。此时，忠孝凝聚力的减弱，也衬托出佛教教义的区别。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突破家族血缘、身份地位等种种现实的束缚，体现出普遍性的关怀。加之社会动荡，百姓寻求避世与内心安宁，使得佛教影响力日盛。儒学如果不能重建其普遍性价值，就很难与佛教的影响力抗衡。这是中唐儒学面对的重大挑战。
韩愈积极地回应了这个挑战，其复兴儒学的纲领性篇章《原道》，开篇即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全篇，也流露着儒学为“天下公言”的气象。韩愈提出，圣人的“博爱之仁”，就是关注所有人的人生日常，为所有人建构一整套安顿身心的礼仪制度，“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这让作为“天下公言”的儒道，呈现出强烈的普遍性关怀。对于倡导兼爱之论的墨子，韩愈并未如孟子般拒斥，其《读墨子》认为孔子的泛爱博施与墨子的兼爱，彼此可相为用。如此的“孔墨相用”，表露了韩愈追求儒学普遍性的强烈心声。韩愈认为，当儒家伦理成为绝对信念和内在责任时，对它的践行就不再受时局左右，而成为士君子自我实现的内在追求，成为人之为人的绝对意义的体现。在《原毁》中，他谈到古之君子以圣人为法的原因，在于“‘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他认为，对儒家伦理的追求，应该是基于人之为人的价值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成为更具普遍性的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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